⑴ 中國有哪些豪門世家
中國歷史上最顯赫的十大名門望族：一、隴西李氏、二、趙郡李氏、三、弘農楊氏、四、太原王氏五、琅琊王氏 六、陳郡謝氏 七、清河崔氏 八、滎陽鄭氏九、范陽盧氏、十、太原溫氏隋唐時代是身份制的社會，世家大族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。如中國名門望族之首——隴西李氏。
⑵ 中國有哪些名門望族
最典型的就是中古時期的五姓七望，即：崔、盧、鄭、王、李，其次是：韋、裴、柳、薛、楊、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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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最後的貴族
中國歷史上的士族政治，萌芽於東漢中期，亡覆於唐朝末年。於是，在一種感覺上認為：士族政治，從東漢，經魏晉南北朝，至隋唐，隨著經濟上的「占田蔭客制」和政治上的「九品中正制」兩大特權的消失，而呈逐漸削弱消亡的局面。其實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。因為，就歷史事實看，中國士族政治時代有兩個階段最為輝煌，一是兩晉北朝，二是唐朝。唐朝時，尤其是中晚唐，士族政治不僅沒有暗淡；相反，卻再次奇異地輝煌起來---這並非簡單意義上的「迴光返照」。
東漢末年至魏晉時代，漢族士人講求門第出身，這種影響波及胡人政權，以至於鮮卑建北魏，出於與漢人高門達成政治合作的考慮，亦極重視門第，在孝文帝時代，曾十分隆重地對漢人腹地——「山東」地區的士族進行排名：「魏主（孝文帝）雅重門族，以范陽盧敏、清河崔宗伯、滎陽鄭羲、太原王瓊四姓，衣冠所推……」這里的「山東」（崤山以東），主要囊括今天的山西一部、山東、河北大部與河南。在時人眼裡，「山東士族」最高門也即天下士族最高門了。排姓氏時，隴西李氏擔心不在尊位，故乘駝星夜赴洛陽，但到時「四姓高門」已定：清河崔氏、范陽盧氏、滎陽鄭氏、太原王氏---沒有隴西李氏。其實，在當時，隴西李氏亦十分顯貴，孝文帝定士族，隴西李氏（雖然當時其房支已內遷至「山東」各地）雖未列「四姓高門」，但其李寶一支亦被定為甲族，最終也成「四海大姓」之一。而且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崔、盧、鄭、王名列「四姓高門」，與當時掌握重權的隴西李沖有密切關系：「隴西李沖以才識見任，當朝貴重，所結姻姻，莫非清望，帝亦以其女為夫人。」特別是太原王氏，更是得到李沖的推薦。但王家的影響力在北魏時已減退，至唐時更是大衰，「太原王氏，四姓得之為美，故呼為『鈒鏤王家』，喻銀質而金飾也。」故唐時新「四姓」已為崔、盧、李、鄭。
崔、李均有兩支，所以唐時「四姓」中的崔、李到底是指博陵崔氏、清河崔氏、隴西李氏、趙郡李氏中的哪兩支一直為後世所爭議。就崔氏而言，曹魏前，清河崔氏的影響力低於博陵崔氏，但自曹魏時起，清河崔氏開始趕超，因至北魏時出現崔宏、崔浩、崔鴻這樣的人物而使家族名望達到頂峰，一舉超越了博陵崔氏。當時，清河崔甗對范陽盧元明說：「天下盛門唯我與爾，博（陵）崔（氏）、趙（郡）李（氏）何事者哉？！」但到了唐朝，博陵崔氏影響日深，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。唐初作《氏族志》，以出身博陵的黃門侍郎崔民干為天下第一門戶，且整個唐朝，來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來自清河的宰相，博陵崔氏遂被「天下推為士族之冠」。至於隴西李氏和趙郡李氏，在北魏時，前者的地位要高於後者，同是到了唐朝，後者亦反超前者。在北魏時，趙郡李氏和博陵崔氏並肩前進：「（帝）納隴西李沖女為夫人，納崔、盧、鄭、王『四姓』女充後宮。趙郡李氏人物尤多，各盛家風。世言高華以五姓為首。」有唐一代，趙郡李氏更為顯赫，出宰相17人，於世家大族中為最多。博崔、趙李之榮盛，是依整個唐朝而綜觀的，若按傳統理解，唐初時的「崔、盧、李、鄭」，仍指清河崔氏、范陽盧氏、隴西李氏、滎陽鄭氏。不過，由於自唐起博崔、趙李已正式成為超級豪門，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說法---「五姓七家」：博陵崔氏、趙郡李氏、清河崔氏、范陽盧氏、滎陽鄭氏、隴西李氏、太原王氏。
「五姓七家」的概念在唐朝時的廣泛流向，使得自魏晉而建立起來的唐朝士族實際上呈上升趨勢，尤其是自中唐開始，人們世家大族的觀念進一步深固，士庶高寒之間仍有著極深的鴻溝。「五姓七家」，「恃其族望，恥與諸姓為婚」，傲慢地進行著內部通婚，以保持高貴的血統。如按北魏以來的傳統，清河崔氏與隴西李氏、范陽盧氏世代為婚姻；趙郡李氏則與博陵崔氏世代為婚姻；范陽盧氏與滎陽鄭氏世代婚姻，隴西李氏與范陽盧氏世代婚姻，他們不屑與其他姓氏為婚。於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嘆：「此生所遺憾者，未能娶五姓女！」薛家已屬以韋、裴、柳、薛為成員的「關中四姓」之一，但仍如此仰望「五姓七家」，足可見其影響。貞觀中，太宗皇帝無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，說：「比有山東崔、盧、李、鄭四姓，雖累葉陵遲，猶恃其舊地，好自矜大，稱為士大夫。每嫁女他族，必廣索聘財，以多為貴，論數定約，同於市賈，甚損風俗，有紊禮經。既輕重失宜，理須改革。」當時，太宗多次發出包含迷惑與憤怒的質問：「吾實不解山東四姓為何自矜，而人間又為何重之？！」於是，命重臣修《氏族志》，但在初稿中，編修者無視皇室，而將「山東士族」中的博陵崔氏排為天下第一。後在太宗的干預下，《氏族志》抬高了皇室，對「山東士族」進行了壓制，但卻沒取得實際效果。
實際上，唐朝皇帝在抑制「山東士族」時是極不自信的，因為同時皇室又自稱其祖出自隴西李氏且以此為榮。高宗時代，依舊打壓世家大族，並以法律的形式頒布禁婚詔：「後魏隴西李寶、太原王瓊、滎陽鄭溫、范陽盧子遷、盧渾、盧輔、清河崔宗伯、崔元孫、前燕博陵崔懿、晉趙郡李楷等子孫，不得自為婚姻。」結果依舊不如意，不但不能禁止他們互相為婚，反倒在無形中增加了這些大族的資本：「其後天下衰宗落譜，昭穆所不齒者，皆稱『禁婚家』，益自貴。」他們不僅蔑視諸姓，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（皇室雖自稱出自隴西李氏，但受懷疑，且有胡化之風，不為崔盧所重）。唐文宗時，皇帝向宰相鄭覃求婚，希望鄭覃能把孫女嫁給皇太子，但鄭覃寧可把孫女嫁給時為九品官的崔某。為此文宗無語：「民間修婚姻，不計官品而上閥閱。我家二百年天子，顧不及崔、盧耶？」即使是到了文宗時代的晚唐，人們的門閥觀念不僅沒有減弱，相反更為嚴重。
回顧歷史，可以看到，盛唐時，「五姓」在朝廷上並無絕對優勢。原因一是，當時建唐的功勛---「關隴軍事集團」仍有很大勢力；二是皇帝有意壓制；三是大力推行的科舉考試制度導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現，而當時「五姓」多以門蔭入仕，不適應且不接受科舉考試這種新的出仕方式；四是寒門出身的朝廷權臣的嫉恨（如武周時宰相許敬宗和李義府所為）。但「安史之亂」後，唐朝政治中樞進行了重建，「五姓」藉助於科舉制度而重新抬頭，比如滎陽鄭氏，盛唐時為宰相者難尋身影，而自中唐開始，連續出現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，遂有「鄭半朝」之說；又如清河崔氏，有唐一代，其支房南祖房、清河大房、清河小房、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，「安史之亂」前任宰相的僅有2人，事變後進入中唐，則陸續有8人為宰相。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，與掌握了科舉權有密切關系，再有就是在適應了科舉考試制度後，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風與知識傳統使他們在考試中佔有特別的優勢。如范陽盧氏，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，中進士者超過百人，這一數量令人驚異。要知道，唐朝時科舉考試中的進士考試是最難的，錄取人數又少，盧氏能有此成績，自是藉助於家風與知識之厚。但高門大族中亦有始終蔑視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貴族觀念的，比如以蔭入仕的宰相趙郡李德裕和滎陽鄭覃，李德裕「恥與諸生從鄉賦，不喜科試」、「尤惡進士」，滎陽鄭覃更是建議廢除進士制度。
但無論是北魏時，還是唐朝時，天下士族，崔氏始終排在第一位，在北魏時代，於中國北方，唯一可於之抗衡的是范陽盧氏，後來的「崔、盧、鄭、王」、「崔、盧、李、鄭」、「崔、盧、李、鄭、王」、「崔、盧、王、謝」，都是崔、盧排在前兩位。而鄭氏，或排第三，或排第四，始終在「四姓」與「五姓」之內，只有王、李二姓在排列中有變化。綜觀「五姓」，自北魏至唐的名望與實力，以5分為制：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趨勢，打5分（16位宰相）；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趨勢，打4分（12位宰相）；范陽盧氏呈中幅下降趨勢，打3分（9位宰相）。缺乏標桿人物與重臣；滎陽鄭氏呈中幅上升趨勢，打4分（13位宰相）；隴西李氏呈持平趨勢，打4分（12位宰相）；趙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趨勢，打5分（17位宰相）；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趨勢，打2分（10位宰相）。唐朝時，雖在「五姓」，但作為郡望——「太原王氏」這幾個字的影響力有限，在整體上已大大次於崔、盧、鄭、李。原因除了缺乏標桿人物與重臣外，還有自北魏時起就家風不顯有關。
在唐時，次於「五姓七家」的士族，是京兆韋氏（16位宰相）、河東裴氏（17位宰相）、河東柳氏(3位宰相)、河東薛氏（2位宰相）、弘農楊氏（11位宰相）、京兆杜氏（10位宰相）。前四個為「關中四姓」。而京兆韋氏更是「關隴集團」的重要核心成員；河東裴氏則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家族，「懿夫百家郡望，四姓為先；天下氏族，莫如裴氏！」
值得一提的是，作為東晉南朝四大僑姓王、謝、袁、蕭中的一員，蘭陵蕭氏累世與隋唐皇室聯婚，而成為「關隴集團」的重要成員，作為特殊分子，竟出了10位宰相，貫穿唐朝，其力量也不容忽略。
依唐時上面諸姓之實力與名望，排名為京兆韋氏、河東裴氏、蘭陵蕭氏、京兆杜氏、弘農楊氏、河東柳氏、河東薛氏。